记者：郁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在妇科内分泌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会上的宣讲，使我们的临床工作内容不断更新，一步一步更接近患者的实际需求。在您的多项临床研究中，生殖内分泌与辅助生殖技术可能带给患者更多的惊喜。现在很多的女性都非常关心卵巢激素与生育的问题，您能简单地给我们描述一下卵巢激素紊乱都有哪些表现吗？
郁琦教授：卵巢激素的紊乱，症状上体现最多的是月经的异常状态。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月经是规律的，这个人的生殖内分泌系统就是正常的。除此之外，卵巢还分泌一些雄激素，如果雄激素过多，就会有肥胖、多毛、痤疮等表现。这些都是和生殖内分泌系统疾病相关的一些征兆，是需要注意的。月经的规律实际上是能怀孕的前提。能否正常怀孕，是否容易反复流产，都是反应生殖内分泌系统是否有问题的常见的迹象。女性月经要规律，不要太胖和太瘦，没有多毛和痤疮现象，能正常怀孕，正常生育，就说明是拥有一个正常的生殖内分泌系统。这些方面有异常都有可能是生殖内分泌系统出现了问题。
记者：在生育咨询中，卵巢储备功能的评估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您能为我们描述一下卵巢储备功能与辅助生殖技术之间的关系吗？
郁琦教授：卵巢的储备功能真正反映的是卵巢存留的卵泡数量和质量，这是卵巢储备功能的本质。女性的卵巢和男性的睾丸是同样性质，但是有本质不同。男性的精子是睾丸中的生殖细胞在内分泌作用下不断产生的，最原始的精原细胞都能不断分裂、分化，逐渐演变为新的精子。女性卵巢中的卵，是有一定数额限制的，而且这种数额限制从出生就已经确定了。这样，卵的数量只会减少，不会增加。
因此，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因为数量的限制，卵巢里卵的数量会越来越少，两侧卵巢总的数量都会越来越少。卵的消耗是比较快的。尽管每个月排卵只有一个，但是这样的一个优势卵的“动员会”却是很大规模的，每次大概需要两千左右的卵参加，逐步优选，最终选择一个最好的——优势卵泡。而参与“动员会”的这两千来个卵在优选过程中都会被淘汰。可见原始库存虽然还比较多，但是消耗的速度也很快。全部消耗掉就绝经了。由于库存和消耗速度的关系，每个人的卵巢进入衰竭状态的时间是不同的。正常人一般在五十岁左右。
还有有一些人和一般人相比较，卵巢内原始库存卵的数量少，消耗速度更快，卵巢功能会比较早就进入衰退的状态。甚至还有更年轻的女性，来过几次月经后卵巢内就没有卵了，若四十岁之前卵巢已经没有卵的储备，称为卵巢早衰。
卵巢储备功能反映女性的生殖能力。卵巢产生卵子的能力减弱或质量下降，都会导致生育能力下降。良好的卵巢储备是辅助生殖技术成功的关键之一。因此在辅助生殖技术过程中，如果卵巢中已经完全没有卵了，即卵子已耗竭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实施ART（赠卵除外）的。其实在辅助生育过程中，会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虽然年龄不是很大，但是她卵巢的功能也就是卵巢里卵的储备已经很少了。卵巢储备减少，即库存的卵少，在促排卵过程中优选的余地就小，必然会导致收集的卵的质量变差。卵的质量差，不仅仅表现在形态上面，而且带有遗传缺陷的卵也不会被淘汰，这样的卵有更多的机会留存下来和排出来。有遗传缺陷的卵排出来以后，形成的胚胎，对怀孕不利，势必会增加ART的流产率，导致妊娠率和分娩率降低。
记者：促排卵治疗是现代生殖内分泌学的重大进步，用于促进正常排卵月经的恢复、促进卵泡发育和直接诱发排卵。在不孕症治疗中应用普遍。但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并发症的发生是否有了一些改变？
郁琦教授：促排卵主要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多胎，二是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
在门诊对患者进行的促排卵治疗，是为了解决像多囊卵巢综合征等难以排卵的疾病。在这类疾病中运用促排卵治疗的损害很小，几乎不会造成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但是多胎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很多老百姓希望多胎，对于家族和个人愿望来说，多胎是其所追求的，但实际上多胎并不好。任何双胎或是三胎，都更容易造成早产，更容易出现孕期和围产期并发症及新生儿的各种并发症，所以应该避免多胎。要严格掌握促排卵治疗的适应症，促排卵方法只能用于确实排卵不好的患者。
在行ART过程中的促排卵，还会造成一个更加严重的并发症就是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一旦发生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是非常危险的。这是辅助生育中最严重也是最常见的并发症。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发生，可能与促排卵的治疗方案有关系。提醒大家一点，凡使用到促性腺激素来促排卵的任何治疗方案，都有可能造成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只要使用了这些药物，就一定要加强检测，每天B超监测卵巢的大小和卵泡数量、测定血E2值，及时预防和警惕卵巢过度刺激的发生，一旦发现一定要及时处理，有时甚至必须要终止治疗的周期。
记者：胚胎着床前遗传学诊断和染色体检查，可以有效地防止患有遗传性疾病的胎儿出生。目前都有了哪些新的进展？
郁琦教授：这方面进展非常快，有很多先进的技术。过去做这件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胚胎非常宝贵，只有几个细胞，只能拿出一个细胞，去做荧光染色体杂交，提取DNA进行分析。在单细胞上操作这些技术，是很复杂的，导致这样的技术不能被推广，而且还会影响胚胎的质量。
现在全基因组扩增的大规模测序、基因芯片等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从微量的单细胞的遗传物质中形成基因组扩增序列，再进行分析，方法更科学，结果更可靠，也更容易操作了。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多需求要做这方面检查，主要是因为现在大家注重优生优育，希望将一些遗传病筛查出来。如：囊性纤维化病是1992年Handyside采用PGD确诊的第一个遗传疾病,10年后囊性纤维化仍然是国外PGD发现最多的疾病。目前PGD已成功地应用于检测脊髓性肌萎缩、β地中海贫血、血友病、脆性X综合征、镰状细胞病、视网膜色素炎、α1-胰蛋白酶缺陷、色素失调症等遗传性疾病。进行PGD的主要对像是那些高龄孕妇，年龄越大，遗传疾病的风险就越大；也可能是遗传异常或高危遗传因素的不孕夫妇,尤其是那些可能同时具有两种以上不同的遗传异常情况。因此着床前胚胎遗传学诊断技术主要用于高危人群。但实际上从整个妇产科和人类生殖角度来讲，这样的检查有可能存在一些伦理道德方面的舆论，是值得商榷的事情。
记者：1988年首例试管婴儿（IVF-ET）在我国诞生，至今26年过去了，与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目前有怎样的评价和思考？
郁琦教授：目前国外的专业学术会议上,关于生殖医学的技术上的探讨已经比较少了，技术的进展已经达到一个平台，更多的讨论都集中在社会伦理和管理上。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进展，种植率提高了，为了避免多胎的发生，要减少移植胚胎的数目，这是一个趋势。这样可以减少减胎的手术操作，从技术上和伦理上这都是一个比较好事情，与其把种植和减胎手术做得非常娴熟非常好，不如不去做这件事，这样会更好。但是移植胚胎数目的减少，一定要在种植率达到很高的基础之上。
以前最早的生殖技术就是为了解决输卵管不通的问题。输卵管不通，卵就到不了子宫内，精子和卵母细胞无法相遇，所以把卵取出来，在体外和精子相遇后再放回到子宫里。这个技术发展起来后，大家发现其有好多用处。之后的克隆人，无性生殖等克隆技术，与这样的技术就只有一步之遥。这些技术的应用是需要控制的，不能乱使用这些技术。
现在在国外，随着遗传学诊断和种植学诊断的技术进步，人们开始设想 “设计”一个孩子，想要什么样的孩子就挑选这样的基因做胚胎。比如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但这个孩子得了白血病，再生育一个的话，设计这个孩子与第一个孩子的配型是完全一样的，这样这个孩子长大后可以捐出骨髓，给其哥哥或姐姐进行骨髓移植。这样的事情从医疗角度来说是很好的一件事，但是从伦理角度来说，第二个孩子的出生违背了孩子的意愿，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他的哥哥或姐姐。如果技术发展下去，如肤色，眼睛颜色，身高等都是可以设计的。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就有悖于伦理，也是很不人道的。
从技术上讲，虽然还没有发展到那种随心所欲的程度，但是继续发展下去，这样的技术也不会是很难的事情。
记者：由您担任大会主席的“中国妇产科学术论坛（CAOSG）”即将在银川召开，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召开此次大会目的？
郁琦教授：国外的学术和技术都比较发达，但国内相对还是有一定差距，体现在很多方面，一方面是新的进展，如新的技术、新的药物，新的治疗理念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规范化，国外做得非常好，这方面国内外的差距要比新技术的应用差距更大。国内很多医生对于疾病的治疗态度是我行我素，没有规范化的意识，不知道很多治疗是有规范和共识的，不会从大家公认的、正确的角度去治疗疾病，往往是凭自己的经验，很少去查阅文献。所以，我们即将在宁夏银川举办的“中国妇产科学术论坛”的目的就是把国外包括国内比较成熟的规范和做法介绍给国内的医生。在新技术方面也会涉及一些，但更重要是让大家知道，对于每种疾病的诊治，我们都要了解后再学会如何一步一步去诊治。
编者后记：郁教授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我们描述了女性卵巢组织中卵子的变化规律，特别强调了新的科学技术引入医学领域、特别是生殖医学领域时应该慎之又慎，在医学中、特别是在生殖医学中，必须尊重人性和社会伦理，并强调了诊治规范化的重要性。
人类在一百多万年的发展进程中，随着环境的变化，积累了太多太多的生命奥秘。我们不能因为现在一时的“高科技”而沾沾自喜，轻易地去打破人类发展的规律，或改变医学伦理，将技术置于生命之上。
我们期待有更多像郁教授这样的专家，在将令人目眩的新技术引入医学之前就有了更宽泛的思考和理性的评价。我们期待中国自己的更多规范尽早出台，更希望妇产科学者们都能参与其中，尊重它、不断完善它并严格执行它。